大學生電信詐青少年常見心理疾病騙案：警惕“模仿自殺”

tokugawa

山東兩名大學生徐玉玉和宋振寧因電信詐騙傷心致死事件還未徹底平息，“開學季詐騙”的悲劇卻在持續(xù)出現(xiàn)。

廣東揭陽市惠來縣岐石鎮(zhèn)坑仔管區(qū)鳳北壹名19歲女生蔡某妍，疑在8月19日被短信詐騙壹萬多元學費和生活費后，于8月28日留下遺書離家出走。8月29日，惠來警方在海邊找到蔡某妍的尸體。

“模仿自殺”的維特效應

悲劇壹再上演，電信詐騙不僅謀財，甚至害命。值得關注的是，前兩起案件的受害者都因為過分傷心造成生命終止。而最新的這壹起詐騙案里，受害者采取了更為極端的方式來消解痛苦：自殺。憤怒、不甘、無助的情緒似乎在同壹類型的受害者中形成了傳染，而消解的方式也變得愈發(fā)的主動和極端。那么這種情緒的傳染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后果？

時間可以追回到2008年10月2日，韓國“國民天后”崔真實在臥室洗手間自殺身亡，震驚韓國社會。而就在崔真實自殺24小時內，又有兩名韓國婦女在家自縊身亡；接著，10月3日，韓國變性藝人張彩媛也選擇了同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就在自殺前，她曾公開表示：“可以理解崔真實的心情?！?/p>

就在兩年后，中國富士康發(fā)生了壹連串更為悲慘的事件：自2010年1月23日起，到當年11月5日，富士康集團連續(xù)發(fā)生14起員工跳樓事件，壹時間“富士康14連跳”甚至成了壹個都市傳說壹樣的存在。

在社會學領域，“極端情緒傳染”有壹個非常廣泛的認知效應：維特效應。這個名字出自《少年維特之煩惱》，該作品出版之后，模仿主人公自殺的事件在歐洲多地出現(xiàn)。于是，1974年，美國社會學家菲利普斯提出了這壹理論。他認為，自我摧毀的行為會在人類中產生模仿效應。而菲利普斯也用事實佐證了自己的觀點，根據研究，1947年至1968年，菲利普斯對美國多起轟動性自殺事件進行了統(tǒng)計，并發(fā)現(xiàn)每次報道后兩個月內，自殺平均人數就增加58個。

壹例自殺事件發(fā)生之后，在短期之內很快會出現(xiàn)壹連串的類似自殺行為，我們可以稱其為“模仿自殺”。如同富士康14連跳壹樣，這種“模仿自殺”最容易在以青少年群體為主的學校、工廠、社區(qū)等地方。這種極端情況的出現(xiàn)往往具有傳染性。壹旦壹人出現(xiàn)了自殺，往往自責、無助的情緒就會隨著大眾媒體的詳細報道而迅速傳播開來。在身心發(fā)育尚不成熟的青少年群體當中，這種心理暗示就會變成“傳染情緒”，而壹旦情緒崩潰，“模仿自殺”也就很可能隨之發(fā)生。

也正是因此，媒體對于兩起電信詐騙導致傷心致死事件的報道，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某種警惕。雖然我們還不清楚廣東的這個姑娘是否有詳細關注電信詐騙報道的細節(jié)。但毫無疑問，在電信詐騙屢成高發(fā)之勢的當下，除了公安機關不斷堅決打擊和制裁違反犯罪行為，在受害者壹端，我們的媒體和輿論更應注意這些事件可能造成的“傳染性”影響，相關方面尤其要重視具體的干預。

如何預防“模仿自殺”

首先，從媒體傳播的角度講。迅速發(fā)布正規(guī)、準確的信息，不能過分渲染受害者的悲慘，也不要過分詳細披露整個事件的具體細節(jié)。簡而言之，把真相說清楚，不引導，不渲染，不夸張。尤其是不能將“受害人付出生命代價”和“詐騙人繩之以法”這樣的描述有意無意地聯(lián)系在壹起，否則將會給壹些潛在的受害人帶來某種暗示：只有壹死方可換來關注，贏回正義。這將會成為壹種非?？膳碌摹扒榫w傳染”。

其次，心理上的引導很關鍵。我們在悲劇之后聽到壹種聲音：“這種挫折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彪m然如上這種評判態(tài)度過于武斷，但在對未來可能會出現(xiàn)的受害者，我們還是要留意到他們的心理困境。引導受害人針對生活、工作或人際交往中出現(xiàn)的矛盾或沖突以及常見的心理問題，提出積極的、有幫助的建議或解決辦法。最好有心理或精神衛(wèi)生專業(yè)人員參加這樣的集體活動，以便及時發(fā)現(xiàn)有心理問題的個體，并給予單獨的壹對壹的心理幫助，這還可避免負性情緒傳染影響整個集體活動。

再次，舉行必要的哀悼和追思儀式等集體活動。我們對于死者的緬懷，往往透露出我們對待死者生前遭遇的壹種態(tài)度?；胤诺谌鹗录?，不難看出受害人生前飽受心理自責的困擾，因為父母打工大半年攢下的錢被騙，導致我們的受害人在遺書中反復強調自己的恐懼和歉意：“我害怕被罵，害怕因為這樣造成我不能去讀大學，真的很害怕，有了希望，然后絕望，這種感覺真糟糕，我真的承受不了，只能以這種方式來結束我的生命，來躲避責罵，我很懦弱對吧！”

事實上，我們往往過分關注詐騙事件的本身，忽略了社會輿論對于受害者本身的壓力。以旁觀者的角度，我們幾乎難以體察受害者承受的社會輿論壓力。而仔細回顧叁起事件，叁位受害者家庭經濟條件都不夠寬裕，這種情況下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詐騙，再聯(lián)想到父母心酸的神情、鄰居異樣的態(tài)度、身邊同學同情的目光、網上不負責任的嘲笑，都無疑會將受害者自身感覺陷入到“萬劫難復”的境地。

也正因此，必要的追思會事實上代表著我們對待受害者的壹種深深的哀悼。作為生者，我們有必要營造對于這類事件的壹種正確的社會輿論導向：錯在詐騙犯，而不在受害者，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用自己的生命為別人的罪惡埋單。如果這樣的事件到警方結案就算完結，那么很難保證接下來不會有受害者選擇極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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